2026年10月30日晚，由国产黄色直播-性爱直播间 新利益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“我国近代以来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模式——民商有限融合论”学术讲座顺利举行。本次讲座由中心主任梁上上教授主持，复旦大学国产黄色直播 博士生导师、中国金融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季立刚教授担任主讲人。

季立刚教授首先区分“民法”“商法”的范畴涵义，梳理其“源”与“流”。他探讨了罗马（希腊）“市民法”经教会法、罗马法复兴运动，到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法典化的发展历程，分析了西方商法发展的脉络、“商法”与“城市法”的关系、中世纪沿海自治城市商事习惯法的孕育、汇编，以及16-19世纪以法、德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将分散的商事习惯、规则纳入制定法、法典化的独立性发展道路，进而阐述了“商法”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及法典化、去法典化、再法典化的历史进程。

他指出，“民商分立”与“民商合一”立法模式涉及研究范畴、立法体例、制度价值、司法适用等问题，并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：其一，法律制度变革总是基于一定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土壤及法律观念、法律技术的发展。“民商分立”与“民商合一”立法模式的形成具有历史性，在《民法典》《商法典》分别编纂之前，民商并未形成明确的分野，“民商合一”问题并不存在，“民商分立”是“民商合一”的逻辑前提。其二，大陆法系各国“民商分立”与“民商合一”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，如法国与德国虽为典型“民商分立”国家，但两国立法标准和调整范围有较大差别，即《法国商法典》以客观主义为立法特征，《德国商法典》则以主观主义为立法特征。其三，在欧陆，如瑞士，其早期联邦议会仅有民法典的立法权，基于立法者将现实需要的、规范商事活动的规则（如《公司法》）则规定于《瑞士联邦债法》，直到纳入《瑞士民法典》，才形成较为典型的“民商合一”模式。沙俄、苏俄时期也有类似情况。其四，“民商分立”与“民商合一”立法模式及其变迁的原因也具有历史性。自罗马法到《法国民法典》，民法与私法几乎是同义语，仅有《民法典》的私法体系称为“一元化私法体系”，《民法典》和《商法典》并存的私法体系称为“二元化私法体系”。二元化私法体系，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、民商分立立法的结果，也是近代法典化运动的产物。

随后，他将分析聚焦于中国，梳理清末、民初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事立法的进程与特征，分析了有关民商立法模式的三次论争。他指出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，政治上君主专制逐渐强化，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色，思想上以“礼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，“重农抑商”政策经秦汉及各朝代沿用，及至晚清。清末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摧毁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蚕食着中国的主权及经济利益，随着社会转型、“商战”观念的兴起、领事裁判权的压迫，“振兴工商”、制定商法成为朝野共识。因民法多涉及“礼教”，清末变通为“先订商律，作为则例”，颁行《商人通例》《公司律》《破产律》，后有政府起草的《大清商律草案》及商会起草的《商律草案》；清末商事立法虽属草创，但它破除了中国几千年来以公法为中心的旧立法体系，改变了“诸法合体”的法律编纂模式，既取法外国，又“参酌习惯”，既有政府立法，也有商人团体的参与，开始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进程。他还肯定了民初《商人通例》《公司条例》《公司注册规则》《商业注册规则》《公司保息条例》《票据法》（“五草案”）等商事立法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。

此外，他对国民政府时期民商事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，认为当时的立法者对“民商合一”存在认识偏差——其称“商法所规定者，仅为具有商业性质之契约”“昔日所谓之商行为，亦非复商人之所专有”“暹罗、苏俄等国新订法典，又均将民商二法合并”，这些说话均有一定的片面性。另一方面，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商立法模式既非民商分立，亦非对其他国家的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简单移植与照搬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折中的编撰体例，即将“性质上能与民法合一规定者”，如经理、代办、买卖、行纪、仓储、运送营业等，编入民法债编；将“性质特异不能与民法合一规定者”，如公司、票据、海商、保险、破产等具有较强特殊性的规范，另订单行法。这一安排既是对民商编纂方法的新探索，开辟了民商立法的新途径，也是对世界范围内民商立法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。同时，其中所体现的对民商规范差异性的认识，为理解当代中国的民商立法格局提供了重要参照。

他提出，应以“民商有限融合”概括我国现行民商立法模式。我国《民法典》包含法人、职务代理以及保理、融资租赁等与商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制度，同时，商事制度保持独立，如公司、票据、保险、海商、破产、银行、证券等领域仍由单行法律规范。因此，我国民商立法模式不是单一的“民商合一”或“民商分立”，也不是半斤八两式的“民商折中”，而是确立了“民商有别”“民商有限融合”的立法模式。

他在讲座结尾指出，民事主体权利能力的扩展，不改变民法应更多展现人本主义、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核，民法不能“过度商化”，而应节制有度，这不是故步自封、观念陈旧，而是秉持民法满足人的生存性需要、确认民事主体权利义务、促进民事主体自由的基本目的。“民商有别观”“民商有限融合观”既可以维护民法的价值，又能彰显商法的独立价值，更能体现我国现实民商法律制度的实际构成，在保障商事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实现、促进商事交易便捷效率、维护交易安全、发挥商事司法功能上具有重要实践意义。

最后，梁上上教授对季立刚教授的分享表示感谢。他指出，本次讲座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考察民商法律制度，为反思既有概念与研究结论提供了启发。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